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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宗教志的编纂

    —— 从北京、青海两部宗教志的比较谈起

    时间:2015/10/30 16:48     已浏览:652 次     来源:选自《中国地方志》2015年第8期     作者:李泰年  

    提要:编纂宗教志是一项政治性很强、难度高的工作,应高度重视、谨慎编修。从志书规模、宗教志的定位、宗教政策、宗教内容记述处理等方面,对《北京志•宗教志》和《青海省志•宗教志》进行比较,能收获编纂宗教志的几点启示:一是认真编好宗教志,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二是在编纂第二轮宗教志时,应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明确记载对象、规范记述要素等。

    编纂宗教志,既是一项政治性强、难度高的工作,又是修志人员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任务。现以首轮志书《北京志•宗教志》和《青海省志•宗教志》作一学习比较,以受启迪。

    一   总体评价

    (一)规模。《北京志•宗教志》是作为第33卷民族宗教卷、第151册,于2007年5月出版,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宗教,下篇为宗教事务总计有77.2万字,85幅32页的彩插,正文随文插图188幅,套上典雅大方的古黄色护封,显示京城煌煌特色,大16开本印刷,整体感觉内容丰厚,恢弘大度,颇具大家风范;《青海省志•宗教志》作为第77册,于2000年8月出版,全书31.1万字,27幅16页彩插,护封以三江源示意,32开本印刷,有小家碧玉的雅致,曾获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两部宗教志均较好地体现地方志的基本特性,即地方性、资料性、全面性和整体性,都记述一地宗教与社会、宗教自身的历史与现状,都以资料见长,但又不仅仅是资料书,而是资料见长的著述之作,不但在资料的去粗取精上显示深厚的功力,而且在编修中更有一种学术上的研究、追求、发现和创见。同时,在新的地方志编纂史上共同开拓宗教志编纂的崭新领域,第一次以地方志专卷的特定体例,系统记述两地纵贯古今、横陈百业的宗教活动史实,具有创新性的编纂实践。

    (二)宗教志的定位。北京、青海在首轮志书编纂实践中,对宗教志给予高度重视,作为本地区新编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立成书,精心编纂,特别是将宗教作为该地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形式正确对待,在立意和定位上,都能从过去“宗教是政治意识形态”过渡到宗教是一种文化体系,无疑是宗教认识在修志实践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和更新。传统方志虽然对宗教的记述都有涉及,但在认识和定位上局限性较大。从两部志书编后记了解到,在编纂力量上两地都组织了阵容比较强大的专家、行家和杂家,投入很大的智力、精力和学力,才得以完成这样两部严谨的资料性文献,存史、资治的价值自不待言。

    (三)政策把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是首轮修志总的指导思想。宗教志作为一部书,不是宗教人士自己写的宗教史或宗教著作,这种性质决定了必须站在官方的立场,从党和政府的层面审视宗教志编纂观点,如何具体体现总的指导思想,是考量政治质量方面编纂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准。两部宗教志在志书中能够根据党的正确的宗教政策安排内容,把脉指导思想。以《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为依据编排内容,并保持宗教志编写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因此,出版后社会效果和影响较好。

    (四)内容记述的处理。两部宗教志均比较合理地处理了内容记述上的难点、敏感问题。在坚持忠实记录宗教信仰、宗教政策、宗教事务、宗教活动、宗教组织等的同时,特别注意正确记述的原则,例如宗教信仰是中国公民的自由选择,但宗教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宗教组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必须在国家宪法和政策范围内活动;作为有宗教信仰的公民必须遵守法律、执行国家政策。又如记述中区别正常宗教信仰和封建迷信活动,理论上可能较容易,但具体一部宗教志中从实践上加以区别是相当复杂的,两部志书限定在宗教的范围,记述执行宗教政策的重要内容,将封建迷信、打击不法宗教活动的有关内容剥离出去,保持宗教志的相对独立性、纯洁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超的处理艺术,又如在处理共产党宣传无神论与改革开放前信徒逐步减少的因果关系方面,既避免了授人以柄,又记述了发展情况。在许多敏感问题的处理上,把握了政策的力度,又充分注意谨慎处理,如对邪教、反动会道门的打击取缔内容入公安志,民间信仰入风俗志,宗教引起的有关事件分别入相应的章节,医院、学校与卫生志、教育志合理交叉,宗教活动场所与旅游、文物适度交叉,较好地做到按照这些事物的属性归类,立足本位记述。

    判断一部志书的质量高低,要看是否做到全面、客观、真实。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体系,无论在北京还是在青海,历史上被统治阶级利用曾起过很大消极作用,这方面两部宗教志以述而不论的方法予以如实记述,但同时没有忽略宗教在传播活动中客观上做过一些有益社会、有益群众的事情,这才显得志书的记述如实公平。比如在开展社会福利事业方面为群众治病、办医院、办教育,《北京志•宗教志》的记述尤为充分、全面。宗教界的著名人士在某一时期、某一阶段,利用自己特殊身份和影响,做过许多有益的事情,喜饶嘉措、十世班禅等同情人民群众,支持抗日,利用宗教资助革命,以及出现一些很有学问的学者大师、著述等,在宗教志中给予一席之地,效果较好。特别是注意记述宗教文化和物质遗产保护方面,《北京志•宗教志》更胜一筹。我国的五大宗教留下了丰富的文化、物质遗产,从两部宗教志的记载看,在宗教经典文献中,并非都是消极东西,如佛、道典籍内有丰富的医药、生理学、化学方面的知识.还有一些蕴藏着深奥的人生哲理,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虽然这些不属于地方志记述的内容,是宗教学科研究的范畴,但凡有关宗教方面的经典文献,宗教志作了必要记述。例如,《青海省志•宗教志》藏语系佛教中对大藏经《甘珠尔》《宗喀巴大师全集》、名僧全集,历史论著和传记,专科经籍都列目作了记述;《北京志•宗教志》对于手写佛经、木刻佛经、石经按不同的历史时期作了综合记述。

    许多宗教寺、观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地,有的还是文物保护和旅游胜地,而且还具有古建筑的价值。对于这些寺、观、教堂的规模、风格、沿革尽可能做到记述清楚,为后人留下资料,如《北京志•宗教志》在汉传佛教章除记述现有的重要寺庙外,专列已毁重要寺庙,对什么时代毁的,什么原因毁的,记述很具体;对重点宗教建筑,特别是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的尽可能予以详尽记述。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宗教工作中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宗教工作的资料损毁严重,编纂好宗教志既是一项重要任务,志书基本满足了这个需求;又是对两地宗教工作资料的一次收集、整理和抢救,等于是一次比较广泛深入的两地地情调查,不同于过去专题性调研所掌握的资科是零散的、不全面的、不系统的,是对一市一省宗教方面的地情系统摸底;同时为研究两地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问题提供强有力的、有根据的参考资料,对分别了解北京、青海两地宗教的过去及现在,了解宗教各个侧面,宗教在当地存在的根源、传播和发展趋势,找出其规律提供客观、详实的依据,正确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宗教工作成就与失误,具有可资借鉴的资料价值。

    二  具体比较

    (一)总体设计比较。作为有近800年建都史的北京,《北京志•宗教志》从志书的冠名上就为记述界定了区域范围,作为第33卷民族宗教卷第151册,采取的是大编体式分卷编纂,以卷统志,结构上以篇章节目四级统属,二级目用字体区别设计不编序号,贯通古今,详今明古。每章下有200~1000字不等的无题述,每节有过渡性、简述性文字。这种四级梯形述体的连贯性,很好地体现了寓观点、褒贬于记述中的深刻性,彰显了“志眼”。《北京志•宗教志》共设10章。上篇除概述外设6章,依次为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下篇设4章,依次为机构设置、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施、宗教事务管理、社会服务,另设索引、编后记。每个章节的节标题基本相同,大致是传入与发展、教派、寺庙与佛塔(宫观、清真寺、教堂)、文化艺术、教育、友好往来或称交往、团体与组织等,每章最多的9节(伊斯兰教),最少的6节(基督教)。可以说这样的篇目设计,匠心独运,内在逻辑联系合理,外在结构形式严密,充分体现篇目设计的功力。特别值得借鉴的是在全志设总述,分卷设综述,分志设概述,章、节设字数不一的无题简述,凸现资料性与著述性兼备的优长,形成梯形述体体系,大大加强了志书的整体性、纵贯性、立体性、著述性,是一个值得效仿的亮点,比较高超地处理了适度议论、提升品位与述而不作的关系。《青海省志•宗教志》平列设章,采取小编体式,全志共设7章,依次为原始宗教、藏语系佛教、伊斯兰教、道教、汉语系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宗教事务,前有概述,集中插图27幅16页,其中有编志人员照2幅(北京无编志人员照),正文无随文插图,无索引、无章下无题述、无节下过渡性简述,著述性打了折扣;没有索引,读者使用不便,也是一个遗憾。

    很显然,《北京志•宗教志》章与章之间的设计,是严格按照历史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规范排序;《青海省志•宗教志》是从宗教对本地区的影响程度和信教群众的情况排序的,均有自己的根据和说服力。北京更符合形式逻辑的规则;青海是根据当地的省情确定志书的结构,实事求是,形式服从内容,为充分记述青海宗教情况构筑一个理想框架。《青海省志•宗教志》第一章原始宗教中对萨满教和苯教在本区域的传播与影响也作了记述,这是青海宗教的特殊性,也体现了编纂者的良苦用心。

    (二)章节比较。不认真比较章节的设计难以学到各志的长处,限于篇幅,这里仅选取共性较强的一章关于藏语系佛教作一具体解析。北京是作为第二章,章名叫藏传佛教,随文插图36幅,图表11张。特点是立题规矩,直接提示事物主题,这一点做得特别到位;配图巧妙,细节丰满、鲜活,大量引用注释,确保资料可信度,特别是文化艺术体现了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记述风格不绕圈子,直接从最早藏传佛教对北京的影响、传入记起。章下有无题述,设有8节。第一节传入与发展。从元朝时期,成吉思汗的子孙窝阔台之子阔端与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举行会谈,西藏归顺蒙古汗国,蒙古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写起,分元朝时期的藏传佛教、明朝时期的藏传佛教、清朝时期的藏传佛教、民国时期的藏传佛教、新中国成立后的藏传佛教5个目,全节3.6万字,11张表格,8幅插图,脉络清晰,标题规矩,直接切入正题,从最早传入写起,更符合志书语言。第二节教派。节下有300字的过渡性文字,设有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4个黑体目,全节2.2万字,插图l张,无表格。第三节寺庙。有2000字的过渡性文字,列有16个寺庙,一寺一目,不列序号,黑体区别,全节计有1.8万字,插图12张,无表格。第四节文化与艺术。列有艺术、佛经与佛学著作印刷与收藏、石刻碑记3个大目,其中第一大目艺术中内列建筑艺术,佛像艺术,唐卡艺术,法物、法器艺术4个二级目,不列序号,黑体区别,又在唐卡艺术中列文殊菩萨像唐卡、各族人民热爱毛主席唐卡、毛主席像唐卡、十世班禅唐卡等lO幅唐卡;在法物、法器艺术中又列坛城、炉、法衣、八宝、碗、钟、香、瓶、白螺、铃杵、念珠、法鼓、法轮、经轮等与藏传佛教艺术有关的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物件,这一节4个二级目、20多个三级目,需要仔细分辨,全节文字量为2.8万多字,文内插图15幅,无表。第五节教育。未列目,直接记述,3500字,无表。第六节友好往来。从1959年起到1995年11月,用的是编年体,9300余字,无图表。这一节与全志或全章的其他节记述风格不够一致。

    再看《青海省志•宗教志》第二章,章名藏语系佛教,从立章的排序可以看出,应当说这是宗教志比较重要的一章,有270字的章下无题述,实际上是个说明,并没有起到无题述的作用。设有渊源与弘传、教派、寺院、活佛转世制度、高僧与著名活佛、宗教活动、宗教艺术社会活动8节,总计8.6万字,无图,21张表格。第一节渊源与弘传。内列渊源、弘传2个子目。这2个目题犯了“一胎双胞”的忌讳。从公元9世纪中叶传入青海记起,比北京早了400多年,全节8000字,无图表。其实目题改为初传、弘传、发展3个目比较好,渊源的记述似显太远,更像教科书,还是直接从在本区域的初传记起为好。第二节教派。有400字过渡性文字,内列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觉囊派、格鲁派5个目,全节9万字,无图表,比北京多了觉囊派,较好地体现了青海宗教的地方特点。第三节寺院。内列主要寺院、各派寺院、组织管理、经院教育、寺院经济5个目,其中第一大目主要寺院内列20个各派寺院,一寺一目;在第二大目各派寺院中又分格鲁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觉囊派5个二级目,设21张表格,分别将五大派的寺庙分布地区一直到县设表记述,典型记述与综合记述相结合,点面结合比较到位,处理比较成功。第三大目的组织管理中列僧团、管理机构2个二级目,在第一个二级目格鲁派又列4个三级目,特别是第五大目寺院经济写1800字的综合记述,然后分8个二级目分别记述土地、牛羊等,较有特点。整个第三节有3.9万字,无图,2l张表。第四节活佛转世制度。有400字的过渡性文字,内列转世制度由来、主要活佛系统2个大目,在第一个大目中列2个二级目,在第二个大目主要活佛系统中列18个二级目,一个活佛一个目,系统记述重要活佛系统,记述清晰,这一节设计有特点,对于了解活佛转世的由来及主要活佛系统交待非常必要。全节8400字,无图表。第五节高僧与著名活佛。内列25个目,采用以事系人和以人系事相结合的方法,分别记述25位高僧大德,很有特点和分量,从这些著名的高僧和活佛的事迹可以看出,藏传佛教在青海影响之深、之远,品味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全节2.1万字,无图表。第六节宗教活动。有300字过渡性文字,列2个一级目,第一目日常佛事,内列8个二级目;第二目宗教节日(目题不科学,应是藏传佛教节日),内列7个二级目,全节4700字,无图表。第七节宗教艺术。节题不当,应当是藏传佛教艺术,内列寺院建筑(应当是寺院建筑艺术)、绘画堆绣、酥油花、寺院雕塑(应加艺术二字)、寺院印刷、音乐舞蹈6个目,有的目内有二级目,从这些目题看,不乏特色之目,如酥油花、舞蹈等,但是缺项还是多,记述过于简略,紧扣艺术不够,有些应当浓墨重彩,只是用塔尔寺的建筑绘画代替所有藏传佛教寺院艺术,特别是唐卡、堆绣等,记述分量远远不够,与《北京志•宗教志》对类似内容的记述相比逊色很多。全节4000字,无图表。第八节社会活动。内列3个目,2100字。综合概括记述几件事情,内容还没有很好挖掘。这一节应当把藏传佛教服务社会、爱国护法等活动详实记录,以体现宗教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如抗日战争时,塔尔寺僧众捐款捐物,声援抗战;藏族群众的宗教领袖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发表声明,呼吁支持中央政府,御日驱寇,为国保疆等均未集中记述,缺憾不少。《青海省志•宗教志》对于佛教界的一些重要友好往来活动在宗教事务中记述非常简单,分量不够。

    (三)卷首编次比较。先看排名,《北京志•宗教志》首排主任、副主任名单,按时间先后为序,次排《北京志•民族卷•宗教志》历届编纂委员会(共四届),从1986年至2005年;再次排《北京志•民族卷•宗教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有历任主任和工作人员。历任主任按任职年限标明,工作人员按姓氏笔画为序;又次排《北京志•民族卷,宗教志》编辑人员主编、副主编,按任职时间排列;较次排《北京志•民族卷•宗教志》编写人员,其他参加编写人员(均按姓氏笔划为序),最后排《北京志•民族卷•宗教志》审定人员,主审、副主审,责任审稿。以上仅排名4个层次5页,体现排名的科学性、合理性,对每个参与其中的人,劳动付出多少给予充分尊重,体现了编纂者严谨、科学的态度。在卷首排名之后,以文字表格形式排列《北京志》总篇目,给读者以整体影响,便于了解总体规模和具体分卷、册次。另起一页,用英文排北京志篇目,从存史和用志方面考虑,这是非常必要的。

    《青海省志•宗教志》的编次在卷首第一层次,也是先排名。排名基本与《北京志•宗教志》相同。在第一层次人员的时间性没有北京的具体清楚,对以外的其他参与人员没有署名、增加“责任分纂”和“本志主审人”,这也是很少见的。“责任分纂”似不科学。第二层次排《青海省志》序言,第三层次排《青海省志》凡例,第四层次排目录,第五层次集中彩插28幅,其中2幅是编纂人员工作情况,北京无编纂人员图照,这也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与北京不同的是,彩插与目录的颠倒。方志界倾向性做法是彩插放第一层次。从两部志书的排序也可以看出缺少统一的规范的国家层面标准要求。另外,青海集中彩插图照的编排,采用隐分法决定内容次序选取,只可惜照片的量有些过少,个别照片要素不全,在注意典型性、代表性的同时,没有兼及普遍性(如信徒活动场面)。与北京志相比,正文无一幅随文照片,逊色不少。第六层次开始排正文。

    (四)图照比较。《北京志‘宗教志》在卷首第三个层次开始排集中彩插,按照五大宗教归类为序,选取具有代表性、标志性的图照85幅,以32页的篇幅,每幅图照要素齐全,图像清晰,编排美观、生动,颇具欣赏性、连贯性,较好地起到图照作为一种体裁应有的作用。在图照选取上,不但注意典型性、生动性,也注意普遍性,应当说这些照片的选取比较好地体现了编纂内容,与正文照应十分密切。宗教特色直观形象地尽收眼底,仅图照就是一条形象的北京宗教画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宗教志将图照作为一种志书的体裁还是较有特色的。正文内随文插图185幅,与文字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增强了直观性、生动性、具象性。在新方志对图照的重视和规范相对不统一的情况下,《北京志•宗教志》的做法值得肯定。

    (五)目录。将目录排在集中彩插之后,突破了志书一般先排目录的程序,遵守了地方志要素框架排列的一般性规律。

    三    几点启示

    从上述比较看出,宗教志的确是政策性强、编纂难度大的专业志。

    (一)认真编好宗教志,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宗教活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意识形态、对外交流等各个领域。青海是一个存在多种宗教信仰的地区,尤其是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在青海省传播最广、影响最深,不仅密切联系群众的生老病死,而且渗透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式来认识和对待,这不但体现党的有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体现保障宗教信仰活动有序进行和规范。

    (二)如何编纂第二轮宗教志。1.指导思想应以党的理论为指导,以《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和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为准则,特别是对宗教政策的执行贯彻为具体依据是编纂宗教志应有的原则。编纂者应当重温、学习党和国家有关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如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选举法、组织法、民法通则、兵役法、劳动法、教育法、广告法等,都是具体记述时应把握的政策法律法规依据。2.明确记载对象。以根据《宗教社会团体登记实施办法》在政府部门登记过的宗教为记述对象,也就是传统宗教。3规范记载要素。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有关宗教的论述都为第二轮宗教志的记述内容提供理论参照。必须立足于对宗教五性的正确认识上,即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家性、科学性是客观存在。实践证明,这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宗教五性这个观点,却按宗教五性的有关内容进行阐述,对于破除在宗教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传统观点,指导全党正确认识、对待宗教,把党的宗教政策置于马克思主义轨道上起了重要作用。宗教涉及内容非常复杂,哪些记,哪些不记,要有一个标准要素,宗教思想观点、宗教感情意识、宗教组织、仪式、宗教活动、器物,这些没必要一一记下来,尤其教义、教规可以不记或简单提及。宗教志不是地方神学著作,而是地情载体,主要记述宗教在本地的传播、发展情况以及地方政府对本地宗教活动的管理。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两部志书都比较成功,各具优长。对两地宗教情况特别是宗教系统的人、事、物进行全方位记述,避免了孤零零地微观记述寺庙、道观等,如记人,不仅记了教职人员,而且记了广大信众;记物,既记了显性的宗教建筑,又记了经济状况、文化艺术。

    宗教志应当写成一个地方宗教情况和宗教事务管理的综合反映。与首轮相比,宗教的复杂性增加,在首轮的基础上以浓缩记述为主。可以考虑以下内容:1.宗教在本地传播的新变化,包括传统传播方式、传播地区、新的演变,以及新增传播的宗教;2宗教团体、组织与教职人员的新变化;3.信众的变化(构成变化、数量变化以及构成变化中民族、性别、职业、年龄,甚至文化结构详细统计);4.宗教场所的兴衰(增减)以及维修,从青海的情况看,1986年以后,重要宗教场所的维修投资很大(资金来源、投资规模等);5宗教活动方式的变化;6.宗教事业的发展变化;7.对外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拓展、扩大;8.宗教财产、经济情况的发展变化(详细记述财产收支方式、经济方式转变);9.宗教事务管理(政策、体制、管理队伍、管理内容、管理方法的变化);10.宗教人物(已故且著名的人物立传,其他人物以事系人) 。

    (三)注意事项。1注意记述态度。要以记正面、记成绩为主,成绩要记足,不足要记清楚原因,这是编纂宗教志应坚持的正确态度。不足部分也要记,目的是从中吸取教训,交待清楚原因,不要大量罗列现象,更不宜描绘渲染。宗教问题十分复杂,也十分敏感,有时一幅照片不当,会引起轩然大波,一定要谨慎对待。对政治性问题、重大事件和人物的问题,尤其要慎之又慎,要忠于历史,但不要授人以柄,被人利用。浓墨重彩写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工作所取得的成就。2.要尽量避免篇章节名的趋同性,篇目层次上模式选择没必要统一,保证实体层面有最大记述空间即可,留存史料合理就行。3.记述内容注意邪教不入宗教志,宗教引起的有关事件归并到对应的其他志书。4注意与其他卷篇交叉,如宗教事业中的医院、学校与教育志、卫生志的交叉;宗教场所寺院庙观、教堂等与旅游志、文物志的交叉,处理这些交叉的原则是按照属性归类,立足本位记述。5.注意民间信仰与宗教的本质区别,民间信仰归风俗志。6.注意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7.为确保志书质量、学术水平和文化档次,注意充分吸收专家修志,这一点宗教志尤为重要,同时注意吸收行家、杂家修志。